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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Margarita Quihuis:用价值重新定义技术产品

科技向善大咖说 · 认知升级

2019年9月,腾讯研究院开始陆续深入访谈全球业界与学界大咖,围绕「何为科技向善」、「如何理解科技向善」的问题,广而寻求见解与共识。包括最著名的网络社会学家卡斯特教授、斯坦福和平科技实验室创始人玛格丽塔教授、创业者/硅谷投资人邵亦波先生、搜狗创始人兼CEO王小川先生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商学院院长陈春花女士、北大社会学系邱泽奇教授、清华传播学系金兼斌教授、北师大复杂科学系张江教授等等,从不同的背景与专业出发,分享了各自的思考。

与此同时,我们还将陆续发布的【科技向善案例集·产品行动】;【科技向善·大哉问】等等。

「科技向善」这场大型社会实验的下半场才刚刚开始,而且没有终点,而且每个人的行为都会影响它的实验结果。每一个数字公民,都无法置身事外。

若你有更多关于科技向善的好想法,请联系我们。

【科技向善大咖说·第一期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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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argarita Quihuis

斯坦福大学和平创新实验室(Peace Innovation Lab)主任,斯坦福大学说服技术(Persuasive technology)实验室的研究团队成员,负责研究创新,游戏设计思维等。同时,Margarita也是一位行为设计师和社会企业家,专注创新、技术孵化和企业家精神。

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致力于研究、制定标准帮助技术产品变得更加公平、多元、友好,这种实践和科技向善的理念一脉相承,研究院与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对话,探索科技如何向善的可能性。

对话全文如下:

腾讯研究院:你如何评价过去几十年中,互联网产品和服务带来的改变?它带来最显著的成就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?

Margarita Quihuis:对于当下的每个人来说,新兴的技术产品让人类拥有更多可能性。比如,90年代初的互联网有极强的人道主义目的,它将人们团结在一起、让家庭重聚,真诚地相互连接,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。

然而,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技术的武器化。在90年代初期很多人认为,人们会像对待另一个人一样对待技术。然而在现实里的人与技术互动中,技术其实无法像人一样去影响另一个人,它会直接说服人们去做一些事情,在后续的测试中技术的这种说服力也被证实。这说明技术有潜在的威胁,同时也没有太多人关注并说我们如何去避免技术的威胁。在这种环境中,很多人在不知不觉就利用技术做了坏的事情。如果将技术比喻成影响说服力,会发现世界上优秀的领袖鼓舞说服别人成为更好的人,同时也有邪教组织利用说服力驱使人们做糟糕的事情。这些说服的技能和策略是相同的,只是看它被用于好的结果还是坏的结果。

显而易见的是,技术已经被用于做坏的事情,但是我们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,更别说评估它的风险,所以我们也无法从社会、经济、政治的层面采取任何措施。这也是为什么斯坦福大学希望关注技术带来的问题,去研究技术伦理学、产品设计伦理等。我们希望创造一个基于价值而非基于效用的世界,只追求利润、投入回报比、商业战略会让企业损失很多,比如损失信誉、尊重,这种损失是用金钱难以弥补的。

腾讯研究院:作为一个行为设计师(behavior designer),您如何将价值伦理运用到产品实践中?

Margarita Quihuis:我们有一套数据标准,可以用这套标准去测量产品,让测试结果来说明产品效果是不是人看期待看到的。不同的产品经理看待世界的方式不同,他们做出来的产品对用户影响的差异也会很大。比如,Twitter是由四位男性设计的,很多男性对安全的敏感度远远没有女性强,身为女性的我们如果置身于一段糟糕的关系中,我们也许会被困住被骚扰,甚至有遭遇暴力的风险,如果这种风险发生在Twitter平台上,可能很难被男性工程师感知,但试想一下,如果发现这种风险的是女性工程师,她们也许会提出一些方法在阻止这些潜在暴力的发生。

我们下一步要做的是将我们的标准产品化,是一套可以记录的嵌入代码,可以检测到用户是否正在遭受骚扰或是发生异常,然后请工程师立即修正它。它最好的一点在于,如果事情正在往不好的方向发展,我们能早早发现苗头加以控制,而不是像50年前,香烟已经对人们身体产生负面影响,而直到多年后癌症出现才意识到这个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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